栏目题字
中国书协草书专委会委员 何开鑫
栏目主持
高仁斌 文铭权
代寺：乡愁深处的记忆场景
陈晓尧
去乡二十余年，梦里每每都是故乡的场景。代寺，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桑梓之地，她每一条街每一条巷如同身上脉络一样历历可数，她每一间铺面每一栋楼如同身上胎记一样熟悉。去乡日久，故乡的风物人事愈加频繁浮现，清晰如昨。
川主庙
吃罢夜饭，湾子里的娃子陆续来到竹林集合，正是初秋时节，一弯细月如镰，竹林里黑影幢幢，秋虫唧唧。突然，一道雪亮的光柱射进竹林，我们翘首以待的队长，我六哥，闪亮登场了。湾子里十来个娃子，六哥是孩子王。为何能“王”，别的不说，单说他手里那根能从大田这头照到那头的“三节逗”黄铜手电，就足以技压群雄、号令三军了。哥见队伍到齐，挥挥手，锐声说到：出发，川主庙!
目的地川主庙位于镇南，紧邻镇医院。假如从空中俯瞰，代寺镇老街大抵呈不规则的十字形，东西向为富顺街-泸州街，南北向是隆昌街-横街子，四条街在十字口交汇。川主庙即在横街子尽头。代寺镇在县城以东，虽无牛佛、安溪、赵化那样的舟楫之利，但毗邻隆昌，就有了铁路、高速之便;在成自泸高速未通之前，县人多经此地而后火车或高速，走向更为壮阔、精彩的远方。
川主庙是为祭祀李冰而建。李冰因治水泽被全川，老百姓感其功德，立庙以祀，遍及川渝。代寺川主庙其实早已毁弃，仅存厢房和戏台;戏台斗角飞檐，古意盎然，厢房之间宽大的空地用片石铺就，想必就是当年庙宇所在之地，只是桑海陵谷，如今只剩下一个庙宇空名罢了。
在我哥率领下，一行人由田坎路到机耕道再到公路，然后由场口进入街道，我哥掀灭了手电。街上灯火昏暗，不时将我们的影子拉长缩短，缩短又拉长。到了十字口，零星着几个卖瓜子花生和水果的摊子，生意冷清，摊主袖手昏昏欲睡。我们并不停留，只是放慢了步子折向横街。横街南头，下一缓坡，一道铁门横在川主庙戏台之外。铁门内，铜锣锵锵，鼓声阵阵，县川剧团正在演出，那隐约传出的高音和帮腔像猫爪一样抓挠着我们的心。只恨那道冰冷的铁门和那个不怒自威的守门老头儿，将我们同里面的繁花世界生生隔开了。
众人失望而无奈的看着队长，我哥。队长面色从容，胸有成竹地吐出一个成语：久等必有善。于是我们静坐下来，一个小时，或许是半个小时之后，奇迹出现。只见守门老头起身挪开了一直窝在里面的圈椅，随即吱吱嘎嘎地推开了大门。我们全体起立，心蹦到了嗓子眼儿，在守门人提着圈椅转身离去之际，我们“乌拉”一声，冲了进去。
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戏，不超过5分钟的川戏。5分钟后厚重的黑色帷幕徐徐合上，观众散去，我们仍呆呆地坐在冰凉的石板上，眼前晃动着浓妆淡抹的各色脸谱，耳畔回旋着破屋穿云的高腔。
自此，我们不止一次摸到川主庙“蹭戏”，期间有不少故事和事故，容以后慢慢写来。这是上世纪70代末的事情，进入80年代后，川剧式微，取而代之电影勃兴，川主庙又成了临时电影院。记得有一年放映《画中人》，人们从四乡八邻涌来，将整个川主庙淹没在一片人潮人海之中。后来，区公所建起了正规的电影院，川主庙不再放映，白天做了市场。后来，我考上大学去了市里。再后来到了省城，去了省外，辗转飘蓬，远离了故乡，久违了川主庙。现如今，那个孩子王早已作古多年，那个年龄最小的“跟班儿”(我)也已年过半百，发分二色了。
川主庙戏台犹在，它被整饬一新，继续演绎着关乎它与乡人离愁别绪的故事。
粮站
出隆昌街场口，右前是位于一座小丘之上的龙眼林，道左有一座气宇轩昂的大门，水泥为坊，黑铁作门，门坊上方嵌着“富顺县代寺粮站”七个大字。记忆中，我再次走了大门，左边是一排排仓房东西而列，衔接其间的甬道、仓房与仓房之间的空地一色的水泥抹地，青油油地泛着光。右边是一座小山，山上建办公室，石梯逐级可通;坡上植有几株高大的泡桐树，春天开出大朵大朵紫色的花来。
繁华事散逐香尘，粮站曾经的辉煌与荣光不再。如今，改制后的粮站被一家米业公司收购，算是有一个最佳的归宿吧?关于粮站的记忆，我要仿鲁迅在《伤逝》里的句式：如果可能，我要写下我的愧疚和追悔，为自己，也为郑老师。
郑老师叫郑文英，是我的小学启蒙老师。当时，她就二十来岁年纪，皮肤白皙，头发浓密，牙齿洁白，脸庞红润，时刻保持着迷人的微笑。我们学校属于村民小，总共两个班，一个班一个老师，语算地、体美劳全由这个老师操持。在我们幼小心灵里，郑老师无疑无所不能、圣母般的存在。一次，我偶然听到她说了一句脏话，顿时五雷轰顶般让我震惊，让我惶惑，第一次开始怀疑起人生。
郑老师的丈夫是粮站职工，后来当了站长。进粮站大门右转走到底，有两间半砖瓦平房，一间卧室，一间客厅，半间是厨房，那就是郑老师的家。期中或期末考试后，郑老师会带信叫我和班上另两个成绩最好的学生去她家，帮她改试卷、统计分数，完了她就留我们吃饭，算是对我们劳动的奖赏。碗是白瓷小碗(在家我们用的是粗瓷斗碗甚至大号品碗)，菜是红萝卜烧排骨，盛在白瓷盘里，油汪汪着诱惑，让人难以住嘴。一气吃下三碗饭，实在不好意思再去盛，正心有不甘地放下碗筷，郑老师早将一勺子米饭扣进我碗里，笑盈盈地上说，多吃点多吃点，长身体呢!
1983年我小学毕业，考上了富顺三中。中学期间，我断断续续与郑老师保持着联系。1989年我考上自贡师专，听说录取通知书下来了，我赶去三中取却扑了空，通知书被学校一位姓肖的体育老师领走了。我纳闷，他怎么会取走我的通知书呢?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是郑老师一直在关注着我，是她让肖老师帮着留意通知书的，因此通知书一到，就被他第一时间领走并转交到她手了。之后，为了办理粮食关系，她不顾车马劳顿，亲自领着去县粮食局，为我一一办妥。
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1995年秋的某一天，我带着两岁的女儿回乡下看望父母，走到粮站外的公路上，与她不期而遇。那时我们村民小已停办，她也调到另一所学校任教并转为公办教师。她问了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后，转身进了一家商店，随即拧着一袋子糖果、饼干之类递到我手里说，这是给孩子的，有空来家里耍哈。说完挥挥手，微笑着转身离去。
我辞职离乡外出闯荡后，和郑老师彻底失去了联系。直到有一天，听说她已经去世，惊愕之余，追悔莫及。为什么不早点和她取得联系，去看看她?我也不止一次回乡，数次路过粮站，为什么不走进去打听打听她的近况?斯人已逝，追悔无用?很多时候，我们习惯于别人的善，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别人的好，并不觉得有什么违和与不妥，但一朝失去，才知道那份善与好多么弥足珍贵!
十年前的9月18日，郑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在另一个世界，她一定依旧笑靥如花，我深信。
龙眼林
龙眼林已没有龙眼。以前是有的，遍种此树，蔚然成林，故名。后来不知何故，雷劈?虫灾?还是树种老化?至我记事起，龙眼树仅余三两株，周遭已被柑桔树取代。
入夏，柑桔树开出白色的花朵，躲藏在墨绿色浓密的枝叶间，入夜，花香裹挟虫鸣飘出数里之遥，柔人肺腑。入秋，柑桔悬枝，由小到大，由青转红。期间，龙眼林成了我们觊觎之地，尽管有防范于未然的守园人严防死守，但百密难免一疏，总会被我们钻了空子得了手。不消一刻，几颗半青不红的桔子就被我们剥皮实了肚。肚里馋虫得到了抚慰，嘴里的牙齿却遭了殃——牙床酸倒，几天咬不动泡菜。
被我们盗窃的柑桔毕竟是九牛一毛，多数幸免于难熬到了采摘季节。大红的柑桔采摘完，守园人不再设防，龙眼林成了我们真正的乐园，因为不管采摘人多么仔细认真，总有漏网之鱼隐藏在稠密的枝叶间或者高高挑在枝头最高处，我们撂下书包，穿梭在树杈间，游刃有余于枝桠上，拨云见日，猴子捞月，百尺竿头……浑身解数使尽，换来黄金收获，这下尽可大快朵颐而不必担心咬不动泡菜了。剩下的桔子皮晒干，可以当作陈皮卖掉，换得亮闪闪诱人的分币数枚。
龙眼林除去给我们物质的慰藉外，还给我们精神的滋养。因为在小丘正中，矗立了一座高大的烈士纪念碑——二七烈士纪念碑。每年清明节前两天，郑老师就给大家布置任务，谁负责砍柏桠、谁负责扎篾圈儿、谁负责折白花。清明头一天，同学们按照郑老师布置的任务把东西带到学校，在她的指导下，组装成一个简易不简单的花圈。末了，还由她挥毫写下“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二七村民小全体师生敬挽”的条幅贴在花圈左右。翌日上午，我们扎着红领巾，抬着自制花圈，排着长长的队伍来到龙眼林，在烈士纪念碑前排成方队，默哀，敬礼，敬献花圈，缅怀先烈。那时，我们毫不怀疑，脖子上系着的红领巾就是这些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……
如今，龙眼林既无龙眼，也无柑桔，簇拥在烈士纪念碑周围的是四季常青的苍松翠柏，以及几株冠盖如伞的黄葛树。龙眼林不复是过去的模样，而被修葺改建一新。在其南面辟出一个偌大的广场，唤作二七广场，从广场拾级而上，可直抵纪念碑下。广场和烈士陵园以东，原来的丘陵、水田、堰塘早已不见踪影，取而代之是一排排崭新的厂房——占地数平方公里的纺织服装产业园正方兴未艾。代寺镇陈旧、古老的面容正正被洗刷一新，龙眼林也在工业化、现代化、时尚化的气息中逐渐被遗忘。
作家简介:
陈晓尧，男，笔名晓尧，富顺代寺人;先后从事过教师、记者、编辑、白酒销售等工作。小说写作为主，作品散见于《春风》、《四川文学》、《广西文学》、《湖南文学》、《青年作家》、《短篇小说》、《百花园》等;代表作有《长得像某首长》、《死刑》、《薄雾缭绕》、《2004，一个城市的四个瞬间》、《初夏季节》等。有作品多篇收入《中学生阅读》、相关小说选刊和被多省市作为语文试题等。现为自贡市作协会、成都市作协会员，四川省作协会员。著有《历史的疼痛》、《丰子恺漫话》、《薄雾缭绕》等。
栏目主办：自贡市作家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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